2013-03-06
作者：鳳凰網
本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認真履行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針對當前國際環境、國內形勢及社會主流價值的多元變化，在社會價值培育、糧食安全保障、生態環境保護、光伏產業引導、農業科技發展等方面進行了認真思考和仔細調研，以政協提案及大會發言的形式，分別就 “中國需要正能量”、“從全局把握我國糧食安全”、“加快國內光伏產業發展 確保我國能源與環境安全”、“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科技發展”、“統籌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大力普及光伏發電 應對全國性PM2.5污染”等熱點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中國需要正能量
劉漢元委員談到，當今中國，正處于國家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財富持續增長，社會不斷變化，公民意識覺醒，利益訴求多元，諸多因素激發出空前活躍的思想觀點并相互碰撞，進而彰顯了我國經濟的巨大成就、社會的廣泛包容和時代的快速進步。伴隨著較為寬松的社會環境，近年來社會主流意識有所缺失，社會總體信任度進一步下降。據中國社科院近期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我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2012年已“跌破及格線”。藍皮書指出，社會情緒總體基調是以正向為主，但存在的一些不利于社會和諧與個人健康的負向情緒形勢嚴峻，特別是弱勢群體中較多存在的“社會反向情緒”值得高度警惕。調查還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公信力尚在，只有兩成人會信任陌生人。這種不信任，不僅表現為官民、警民、民商、醫患關系之間，還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族別和組織之中。
為此，劉漢元委員以案例進行了深入闡述，他提到近年來，我國光伏產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作為核心原材料的多晶硅，在短短幾年時間突破了過去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產量一度占全球半壁江山，改變了我國太陽能光伏產業核心原材料、終端市場長期“兩頭在外”的尷尬局面。然而，正當產業處于高速發展的重要時點上，2008年3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率先刊發了一篇題為《太陽能公司把垃圾留給中國》(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的文章，將行業發展中存在的個別現象人為夸大。文章迅速被路透社等全球主流媒體轉載，并翻譯成中文后在新華網、人民網[40.94 1.59% 資金 研報]等國內主流媒體刊發，在社會上迅速形成了一邊倒的輿論局面，從而在產業蓬勃發展的關鍵時刻，改變了國人對光伏行業的整體印象，高污染、高能耗、產能過剩、重復投資等一度成為社會熱詞和公眾對行業的主流評價。光伏產業對牽引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和持續增長的重大意義，對我國能源安全、環境安全的戰略價值，隨之被淡化、淹沒甚至視而不見。有分析認為，正是國內光伏產業高速發展對西方企業產生的強大沖擊，導致部分西方媒體別有用心地利用其強大的話語權，有組織、有預謀地通過負面報道來抹黑中國的這個行業。不久，美國、歐盟又先后對我國光伏產業發起“雙反”調查，試圖通過多種手段遏制我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在這種負面輿論環境和社會普遍認識之下，即使行業參與者說千次、萬次好，甚至事實也證明高污染、高能耗并不存在，但成效并不明顯。事實上，多晶硅一直是美、德等西方發達國家運用近50年的核心原材料，廣泛應用于集成電路、IT、家電等各種電子元器件之中。遺憾的是，對于我國快速發展的多晶硅產業，國外說它是高污染、高能耗它就是了，沒有多少公眾和輿論去深入探究。直到今天，這種認識仍在不斷延續、加深和固化。因此，在國內公眾及社會輿論的負面解讀之下，加上“雙反”調查及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沖擊，國內90%以上的多晶硅企業去年以來被迫限產停產，整個行業發展陷入全面停滯之中。
最后，劉漢元委員指出縱觀我國過去、現在及未來較長時間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國情，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幾乎涵蓋了歐、美、日等世界經濟最發達，以及亞、非、拉等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所有特征。因此，不能因為個別和局部案例而否定行業和社會的整體進步，否定過去三十多年來國家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無論針對政府、企業，還是政府官員、企業家或公民個體，任何時候在批判和檢討的過程中，都不應忽視其積極向上的主流和本質。英國心理學家理查德•懷斯曼著有《正能量》一書，書中提出，作為健康樂觀、積極向上的動力和情感，正能量通過激發人的內在潛能，可以使人表現出一個新的自我，從而更加自信、更加活躍，更加充滿激情。個人發展如此，國家和社會也一樣，也需要強大的正能量來支撐國家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當前，包括俄羅斯、美國等全球眾多國家都將培育“共同價值”視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戰略工具。
劉漢元委員認為，正處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已變得復雜和多元，更需要注入強大的正能量，引導和凝聚社會共識。十八大已勝利閉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征途上，中華民族已展現出更加朝氣蓬勃、更加充滿活力的嶄新局面。如何客觀看待我國社會轉型期面臨和存在的各種問題，從社會輿論引導、主流價值倡導、核心價值培育等各方著力，為轉型期的當今中國注入強大的正能量，避免、減少和消除負能量，這是政府和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從而建立起社會活力競相迸發的嶄新局面，筑起實現“中國夢”的牢固基石。
他特別指出，士氣可鼓不可泄!轉型期的中國需要正氣、需要聚氣，需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需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需要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占據社會公眾的思想精神高地，需要充分鼓勵社會中的各種建設和發展力量，肯定大家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正確理解這中間出現的一些弊端和存在的一些問題，客觀認識我們在社會經濟轉型階段社會意識的廣泛、多元、復雜和差異，真正為社會各階層、各派別、各組織營造一個公正、透明、寬松、穩定的輿論、資源、政策、法治環境，繼續鼓勵社會所有建設者投身國家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集勢聚氣，凝心聚力，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加快發展光伏產業 確保我國能源與環境安全
劉漢元委員談到，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耗逐年攀升，化石能源導致的環境破壞日趨嚴重，能源安全和環境安全已成為我國面臨的兩個現實難題。在此背景下，太陽能光伏產業發展日益得到國家重視，并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予以重點扶持。從2011年發改委出臺“光伏發電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到2012年分布式光伏發電并網準入標準發布，再到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五項措施，以及去年下半年國家能源局宣布啟動1500萬千瓦的分布式光伏發電示范區申報，財政部宣布將已推行近3年的“金太陽”示范工程新批規模擴容至300多萬千瓦等等，可以說政府對產業發展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相關政策日趨完善，國內光伏產業發展面臨嶄新歷史機遇，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十分明顯，已具備了在全社會大力推廣、廣泛應用光伏發電的基礎和條件。
他還特別指出，相對于歐美主要國家，我國光伏市場發展總體上還顯得滯后。國土面積僅有我國1/27、人口總數僅有我國1/17、總發電裝機容量僅有我國1/7的德國，其光伏發電裝機容量近5年快速增長，尤其近三年每年新增均超過7GW，2012年太陽能發電占全國發電量的5%，并在5月26日正午，光伏發電峰值達到22GW，相當于當時德國用電負荷的50%，即光伏發電在當天中午提供了德國一半的電力。按此比例，我國每年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應達到50GW左右，年太陽能發電量應達到2500億度左右。然而，實際上，2012年國內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僅為4GW，總量7GW，僅占全球的7%，2012年新增裝機容量僅占我國2012年8000萬千瓦新增發電裝機容量的5%，2012年太陽能發電量僅35億度，占全國發電量的0.07%。這與我國世界第一的光伏組件生產大國不相匹配，更與我國巨大的能源消耗不相匹配。2012年國內生產的光伏電池組件中，即使先后受美國、歐盟發起的“雙反”調查沖擊影響，在出口嚴重受阻的情況下，實際上用于國內市場的光伏組件也僅占17%，超過八成的光伏組件仍然依賴國外市場，導致我國光伏產業發展嚴重受制于外。因此，在2012年遭遇歐美國家聯手對我國光伏產品進行“雙反”之時，國內光伏企業隨即遭受重創，不僅組件生產企業嚴重虧損甚至大面積停產，上游的多晶硅企業也被波及，全行業超過90%的多晶硅企業停產，而勉強維持生產的少數幾家企業，產能利用率大幅下降，產量同比下降達20%，進口依存度再次突破50%。可以說，多年來在西方技術壟斷與全面封鎖之下艱難發展起來的國內多晶硅產業，面臨著重回起點、重走老路的艱難局面，形勢異常嚴峻。因此，隨著國家對光伏產業發展的日益重視、各種政策和措施的相繼出臺，我國光伏產業理應破釜沉舟順勢而為，借助國家光伏新政的東風，大力發展和快速啟動國內終端市場，以光伏電站的加快建設，帶動我國整個光伏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堅決打破光伏產業長期受制于人的尷尬局面。
為此，劉漢元委員專門強調，加快發展光伏產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1、確保我國能源安全
回顧過去的2012年，全國能源消耗已超過36億噸標煤，占全球能源消耗總量的20%以上，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其中，煤炭凈進口2.8億噸，同比增長34.5%;煤炭消耗總量近40億噸，未來15-20年，如果我國GDP再翻兩番，將消耗相當于今天近3倍的煤炭量，超過120億噸;而作為能源結構中占比近20%、增長最快的石油，2012年消耗總量已接近5億噸，其中進口2.7億噸，同比增長6.8%，進口依存度已超過美國，達到56%，不久還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耗國。到那時，全球將沒有足夠的能源來供給并確保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隨著我國對能源需求的持續增加，在沒有國際石油定價權的情況下，尤其是受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的影響和沖擊，過高的原油進口依存度將事關中國及全世界、全人類的能源供應，能源安全問題已刻不容緩。“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升級轉型的關鍵階段，改變能源消費結構已迫在眉睫，尤其是逐年攀升的巨量煤炭消耗、過高的原油進口依存度，亟需得到有效遏止。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全世界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也持續升溫和發酵，涵蓋了能源、軍事、環境、糧食等諸多方面。
因此，加快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將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能源安全問題的有效途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我國所擁有的光伏資源總量上講，光伏發電絕非僅能提供國內電力總需求的2%或5%、僅敲敲邊鼓的非主流新能源，而是可以成為充分滿足我國狹義電力能源消耗，甚至總的一次能源消耗及其增長以后總能源消耗需求的主要能源供應和生產方式。我們假設利用光伏資源十分豐富的西部國土面積的1%，即約1億畝荒山、荒灘、沙漠、戈壁等非耕地打造國家西部新能源基地，每年發電將可達到10萬億度，相當于2012年全國用電量4.96萬億度的202%，相當于2012年我國全部能源消耗(折算為電力)的92%。這一能源供應和生產方式的改變，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升級轉型、增長方式的轉變，尤其是確保我國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
2、確保我國環境安全
長期使用化石能源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粉塵，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威脅，目前，我國70%左右的城市已無法達到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已高達2萬億元以上，并且這一數字還在以超過GDP的年度增速逐年升高。近期在北京等中東部地區出現的長時間、大范圍霧霾天氣，影響面波及全國17個省(區、市)，灰霾面積達143萬平方公里，受影響人口達6億，并導致我國空氣質量持續下降，全國數十個城市空氣質量長時間處于“嚴重污染”狀態，華北各地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大批工廠放假停工，蜂擁而至的呼吸道患者令各地醫院人滿為患，市民出行、生產、生活遭遇嚴重影響。雖然包括北京等地政府先后采取了關停部分高污染企業、提高成品油品質等臨時措施，但在相當長時間內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和消除霧霾天氣。
從能源消費結構看，排放量最大的煤炭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耗的近70%以上，全球將近一半的煤炭在我國燃燒，產生的大量污染和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極大影響，而且由于中東部城市的能耗占比大，在這種能源結構和集中過度排放的情況下，嚴重霧霾天氣還將持續發生。1952年曾造成1.2萬名英國人死亡的倫敦大霧，其主要原因就是煤炭燃燒后的大量碳排放，雖然英國政府痛定思痛付出了巨大代價和努力，也經歷了長達十幾年的時間才改善了倫敦的城市環境。因此，未來5-10年，雖然國家對污染企業進行暫時性關停有助于環境的改善，但這僅是權宜之計，無益于我國生態環境的根本改變，只有徹底改變以煤炭、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大力發展太陽能發電這一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可永續的人類理想新能源，才能從源頭上有效緩解并根本消除霧霾，才有希望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污染和碳排放問題，從而確保我國環境安全，建設美麗中國。
3、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建設和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由于面臨諸多發展瓶頸，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落后于東部和沿海地區，但我國廣闊的西部地區，幅員遼闊，人煙稀少，是全球太陽能輻射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如果將我國每年新增發電裝機容量的20-30%，利用光伏資源十分豐富的西部國土建設光伏電站來提供，將形成每年18-27GW的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到那時，我國生產的光伏組件不僅不更多依賴國外市場，反而只能滿足國內的市場需求，并形成一個2——3萬億元年度規模的巨大內需市場。同時，在中、西部地區大開發、大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絕不能簡單照搬和重復東部的發展模式，如果再修太多的公路、新建太多的企業，不僅會破壞西部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還會存在人力資源、資金等各方面跟不上的問題，最終將得不償失，投入產出將極不經濟。
所以，如果充分利用西部豐富的光伏資源建設太陽能電站，不僅可以解決這些地方發展過程中缺水、缺人、交通不便等諸多問題，而且只需要架設幾條輸電線，就可以把光伏電力源源不斷的輸送出去，支持、參與東部經濟和我國未來經濟的發展，真正形成東、中、西部地區資源互補的良好局面。與此同時，太陽能光伏產業作為一個市場規模大、產業輻射面廣、拉動效應十分明顯的朝陽產業，充分利用我國中西部地區大量沙漠、草原豐富的太陽能資源，將中、西部地區建設成為我國未來的清潔能源基地，既是四川、青海、甘肅、內蒙、新疆等西部省份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東、中、西部能源平衡自身的需要。同時，產業發展還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經測算，按電價0.5元/度的標準，一畝土地用于光伏發電，每年可創造5萬元左右的財富收入，而目前1畝土地僅可以生產0.35噸糧食，以每噸糧食最高5000元計算，相當于1畝土地創造財富價值1750元，兩者相差28倍。土地財富輸出的大幅提升，對西部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國家民族政策的落實、當地居民的長治久安、環境治理和水土保持、老百姓增收致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最后，劉漢元委員指出，無論從我國能源安全供應、環境安全保障、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還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出發，我國都迫切需要大力發展光伏產業，并進一步擴大光伏裝機容量，加速推進西部以光伏發電為核心的國家新能源基地建設，從而使太陽能這種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的可持續能源真正惠及全國人民，逐步形成我國和平崛起的永續清潔能源供應基地，緩解我國資源壓力，確保我國能源戰略安全和生態環境長治久安，基本解決我國未來的全部能源消費問題，并成為拉動內需、支撐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源[7.45 5.37% 資金 研報]泉之一。
三、從全局把握我國糧食安全
劉漢元委員談到，當前糧食安全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不僅事關國家安全，也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礎。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把糧食高自給率作為重要的政策方向和目標，200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計劃將我國糧食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近年來，雖然我國大米、面粉之類的主糧仍保持著95%以上的自給率，但這是以犧牲其它糧食作物的產量為代價的，比如大豆、食用油和玉米等，已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其中僅大豆2012年進口就達5838萬噸，進口額達350億美元，對外依存度超過80%。同時，2012年谷物進口也由2011年的550萬噸增加至1400萬噸，進口增速快速上升。隨著我國糧食進口量的激增以及對外依存度的持續提升，糧食安全已成為我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戰略性課題。
他指出，根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國內人口已超過13.7億，未來20-30年間，我國還將迎來新一輪生育高峰，人口總數預計將達到16億，將是美國現有人口的5倍多，超過歐盟、北美、日本等全球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如按我國目前人均糧食消耗標準，將需要每年增加1億噸左右的糧食才能滿足需求，這意味著需要增加3.4億畝耕地來生產這些糧食，否則只能全部依賴進口，屆時我國糧食自給率將進一步下降，糧食安全形勢將進一步嚴峻。根據國家發展規劃，尤其是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預計未來10年每年將有1400萬人口進入城市，城市建設將占用相當大比例的土地面積，如果再算上因全國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停車位及路網擴張，又將擠占大量耕地，將使得原本就因化學投入物污染、沙化等因素不斷減少的耕地資源更加緊張。在我國人口規模繼續擴大、城市化進程不斷提速、土地資源極為短缺、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等嚴峻形勢下，我國糧食安全面臨著巨大壓力和挑戰。因此，全局性、戰略性考慮和應對我國糧食安全挑戰，已是我國的重大戰略課題，其緊迫性、重要性不亞于能源安全。
為此，劉漢元委員建議：
1、合理提高我國糧食價格
近年來，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持續加大，去年已超過1.2萬億元，對鼓勵我國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確保糧食增產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國際糧價和國內相關政策的影響，我國糧價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從國際上看，日、韓均實行高糧價政策，使其農民人均收入可達到城市居民的80%以上。相對而言，我國農民種地的收入非常低，折合每畝凈收入只有300-500元，農民的人均收入僅相當于城鎮居民的26%甚至更低。在依靠土地、糧食為生存基礎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近50%的情況下，糧食收益占全國GDP的比重不到5%。為此，在未來10-20年時間里，有必要在不違反現有世貿規則的前提下，通過政策引導尤其是市場調節手段，適當、逐步提高糧食價格，最終在我國形成中高糧價政策。同時還可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規定的黃箱、藍箱方式，對我國農民糧食種植加大補貼力度，以確保我國在現有的土地、資源有限的大背景下，盡可能穩定糧食的自給率，增加農民的種糧收入，并以此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突破口，這對于我國當前國情十分必要。
糧價的提高，雖然短期可能對部分低收入、貧困家庭造成一定壓力，但隨著我國小康社會的逐步建成、恩格爾系數的持續降低，糧價提高對于居民生活的影響會逐年減小，尤其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政府還可同步提高城鄉低保標準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糧價的提高，還有助于城鄉居民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在全社會大力倡導并形成不鋪張浪費、節約糧食的基本意識和良好習慣，大幅減少“舌尖上的浪費”。據統計，我國每年浪費的糧食超過500億公斤，占全國總產量的10%，節約的這部分糧食足以養活多達1.3億人口。另一方面，糧價的提高還可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動力問題，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保證其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采用農業機械等現代化生產手段，從而引導更多社會資源投入糧食生產。當有充分、穩定的利潤空間保證，不僅目前的18億畝耕地可以確保無憂，全國更多的荒山、荒地、荒灘還將被開墾出來用于糧食生產，從而大大降低我國糧食的進口依存度，并同時促進廣大農民增產增收，拉動內需，促進縣域經濟的大發展。
2、加快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農業發展
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在此過程中，雖然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數量持續減少，但仍有高達4、5億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按此計算，我國農民戶均耕地不到10畝，且普遍采用傳統耕作方式，糧食生產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程度和勞動生產效率與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我國稻谷、大豆、玉米的平均畝產僅有450公斤(產量20429萬噸，種植面積4.52億畝)、130公斤(產量1300萬噸，種植面積約1億畝)、400公斤(產量20812萬噸，種植面積5.2億畝)，而美國分別達到550公斤、200公斤、800公斤。從國外經驗看，隨著社會的發展，小農經濟式的粗放經營已無法適應我國農業發展的現實和長期需求。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十年聚焦“三農”，并提出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特別是首次出現了“家庭農場”的提法，明確指出發展家庭農場是提高農業集約化經營水平的重要途徑。因此，只有通過在城鎮化過程中逐步減少農民數量，從財政、稅收、用地、金融、保險等方面配套相關扶持政策，將剩下的農民轉變成現代意義上的農場主，真正引導、培育一批從事農業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使之成為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糧食生產的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民的勞動生效率，使糧食的產量增加得到有效保證，從而確保我國糧食安全。
3、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雖然我國大米、小麥、玉米等主食目前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高自給率，但這事實上源自于肉蛋奶等副食的支撐，如果生活中沒有大量油脂和蛋、奶的消費，維持我們日常生活的大米、小麥等主食的消費量將大大增加甚至成倍提升，主食的自給率將大幅降低，加上飼料用糧在糧食消耗中已占相當大比例，大豆、玉米等飼糧進口總量連年快速攀升，我國廣義的糧食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在不久的將來，還將很快接近或超過一半。同時，目前全球糧食貿易主要集中于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其集中度甚至超過國際石油主產地。在此背景下，如國際政治、軍事和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一些霸權主義國家有意遏制，這部分糧食的進出口通道一旦被切斷，中國國內將立即面臨極為嚴峻的糧食安全問題。因此，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和國民生命線的關鍵要素一定要抓在中國人自己手中，尤其是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定要旗幟鮮明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保障和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堅決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衛自己的生命線，用強大的國防去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經濟持續發展，從而將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堅定不移地發展軍事力量相結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從而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問題不受外部威脅和干擾，進而確保國家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安全穩定。
四、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科技發展
劉漢元委員談到，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戰略性產業，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備受各級政府重視，中央一號文件更是連續十年關注農業問題，農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家的繁榮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1949年到2012年，我國農業在人口快速增長和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的雙重壓力下，實現了從農產品[5.96 1.36% 資金 研報]嚴重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再到各種農產品供應有余的歷史性跨越。糧食總產量由2300億斤提高到11791億斤，畝產由69公斤提高到353公斤;水產品產量由約50萬噸提高到5906萬噸;肉類產量由170萬噸提高到8000多萬噸;奶類產量由22萬噸提高到4000萬噸;禽蛋產量由約30萬噸提高到2800多萬噸，有力支撐了我國糧食安全和肉蛋奶魚的有效供給。
他特別強調，這些成就的取得，農業科技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在國家“科教興農”的總體戰略下，我國政府實行了國家主導型的農業科技發展格局，并為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實施了多項興農計劃。如1985年開始由國家科委實施的“星火計劃”、1987年開始由農牧漁業部(即后來的農業部)和財政部共同實施的“豐收計劃”、1988年由農業部實施的“菜籃子工程”和1996年全面啟動的“種子工程”等，尤其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全面部署農業科技工作，出臺了加快推進農業科技發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等，為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推廣農業科技項目提供了有力保證，對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總體來看，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由“一五”時期的19.9%，提高到2012年的54.5%，農作物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7%，良種覆蓋率達96%，農業科技為糧食產量實現“九連增”、農民收入“九連快”提供了有力支撐，成為推動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同時，劉漢元委員也指出，隨著我國農業進入嶄新發展階段，農業生產與農村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農業生產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發展，農業增長方式也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化經營轉變。農業科技如何解決產量與質量、增產與增收的矛盾，如何滿足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然而，原有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的農業科技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期農業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與建設“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現代農業的要求及歐美等國際農業科技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整體科技實力、科研體系和引領產業發展的技術轉化能力還較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這些不足主要表現在：
1、科技成果的創新供給不足轉化率低。由于我國農業科研的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政府主導型，在農業科研從選題立項到推廣應用的整個過程，既缺乏市場的引導，科研項目的選題和立項又受制于科研管理體制，基本由個別政府官員和少數專家說了算，導致選題為了切合政府政策和個人偏好，而與生產實際和市場需求嚴重脫節。同時，一些官員為了片面追求所謂的“國際先進水平”，造成不少科研項目在研究過程中就被“更先進”的課題取代，造成大量科研項目不成熟，質量不高、實用性不佳，明顯偏離生產實踐的需求，得不到市場檢驗，無法得到轉化推廣，形成大量無效成果，最后束之高閣。農業部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40%，遠低于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而最終實現產業化的尚不足5%。除大宗糧棉油等主要農作物育種外，50%以上的生豬、蛋肉雞、奶牛良種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種均依賴進口;70%以上的先進農產品加工成套設備依賴進口，多數國產農機具僅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70、80年代的技術水平。
2、生產規模制約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我國人口多、耕地少，決定了每個農村家庭的戶均生產規模較小，大部分地區耕地較為分散，各戶農民的田塊交錯分布，彼此耕種品種不一。這種規模很小、零星分散的農業生產模式，對農業新技術的應用形成了很大阻礙，尤其是“規模生產技術”的采用，如大型農業機械、生物技術、化學除草技術、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等，都很難由某個或某幾個農民去單獨采用。
3、農業技術研發推廣和應用缺乏資金支持。我國農業科研的投入僅占農業GDP的0.6%左右，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2%以上的比例，也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建議的發展中國家1%的水平。同時，無論社會投入還是公共財政投入，與全國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相比，我國農業科研投入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投入結構和方式不合理，投入資金嚴重不足，阻礙了我國農業技術研發、推廣和應用水平的提高。
為此，劉漢元委員認為，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歷史新時期，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風險和挑戰，在糧食產量連續9年增加、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的情況下，農業發展將更加依靠科技來驅動，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建議：
1、面向市場和社會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傳統以政府為主導的農業科技體系已不適應市場的需求，甚至成為農業科技成果供給、轉化和推廣的瓶頸。因此，有必要面向市場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加快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一方面，原有由政府主導的農業科研機構，其定位應轉為主要從事基礎性科研項目和進行宏觀層面、公共服務層面的研究，突破、解決關系國家全局的基礎性、關鍵性農業技術。另一方面，應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放寬市場準入，加大吸引各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參與農業科研的力度，積極承擔應用性科研項目，圍繞農業生產中的關鍵技術問題，發揮各自優勢，根據市場的實際需求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困難和問題，走科研、開發、經營一體化的道路。同時，針對科研機構科技成果缺乏市場化、產業化主體的情況，可建立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基于市場條件下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優勢互補、各自分工的合作新模式，加速農業技術成果向企業、市場和終端應用流動，最大限度避免農業科技研究與轉化應用推廣的脫節，真正及時、有效發揮農業科技的市場價值。
2、以規模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為主導，加快農業技術應用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模式還停留在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階段，經濟效益低下，農民對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不高，農業新技術很難得到普及和應用。因此，一方面要在條件成熟的地區，大力培育和壯大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激發農業生產潛能，提高對農業技術的促進和應用，降低農業技術推廣應用的難度。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特別強調了積極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機制、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并首次提出家庭農場的概念。因此，應以此為契機，通過進一步規范土地流轉機制、明確各方責權利關系，建立合理的保障機制，消除農民對土地流轉的重重顧慮，從而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序流轉，促進土地向規模、現代經營集中。同時還可將分散的農民個體聯合起來，或成立新的生產合作組織，或組建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形成規模化經營、專業化生產的新格局，將大大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同時，在不具備規模化經營的地區，可以鼓勵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將科研單位、高等院校、農業部門和農戶各方統籌，建立高效協作關系，必要時組建農工貿綜合體，由龍頭企業通過培訓、指導、提供良種和設備等方式，促進農戶掌握新技術，加速農業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和推廣。
3、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強化財稅支持力度
農業科技的研究與成果推廣都需資金支持，增加資金供給是加快農業科技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加大政府自身對農業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時，還要建立政府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的多樣化籌、融資機制，通過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尤其那些有充分技術實力和研發平臺、具有敏銳市場洞察力的企業，可從政策引導、榮譽鼓勵、經費投入、稅收減免等方面進行重點扶持，充分調動民間力量投入到農業科技的研究與推廣活動中。同時，還可通過農業科研的國際合作，在“開源”上進一步做文章，吸引國際組織、金融機構、企業和社會組織來彌補我國農業科研資金不足的問題。考慮到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可設立國家級農業科研基金和農業科研保險基金，分散和降低可能存在的風險，從而構建多層次的農業科技金融支撐體系。
五、統籌解決異地高考問題
劉漢元委員談到，高等學校入學招生考試(高考)自1978年恢復以來，不僅發揮了通過考試選拔社會發展所需各類人才的積極作用，還對促進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維護社會基本公平和正義起到重要推動。過去三十多年中，伴隨經濟發展和時代變遷，我國高考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爭議和反思，如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高考報名的戶籍限制、高考招生指標的分配不均等，其中因戶籍限制而出現的異地高考問題尤為凸顯。從高考實踐來看，歷史上曾有過的“高考移民”，就是異地高考的具體行為之一，主要是中西部的四川、安徽、河南等高考生源大省，向北京、上海等高等教育資源極為豐富的地區流動，以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一定程度的有序流動，可以調節高等教育資源在區域之間的失衡，并有利于緩解高等教育資源缺乏地區的升學壓力，從而為更多學生騰出升學空間。但隨著流動的數量激增和無序，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和矛盾，不僅損害了我國高考制度的權威和形象，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他進一步分析指出，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域性差異，以及教育投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不足GDP的4%，造成了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而我國目前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決定了教育資源對個人的發展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人們不得不搶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加上人口流動性的增加，通過在資源富余地參加高考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就必然成為人們的期盼，異地高考也就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過程中，外地生源要求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權利，本地學生則擔心放開后擠占了自己的教育資源，雙方各執其辭，爭論不休，甚至出現本地家長和外地家長在教育部門對峙的極端情況。
劉漢元委員說，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四部委《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對當前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異地高考問題作出規定，明確要求各地年底前出臺異地高考具體政策。目前各地相繼出臺的異地高考方案中，有20個省在2013年就將有條件放開“異地高考”，這些省份包括安徽、江蘇、廣西、云南、重慶、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高職)、廣東(高職)、新疆(往屆中職生考高職)和內蒙古，其中有的省份實現了隨遷子女滿足條件后與當地考生同等報考錄取條件。而有的省份則還只能針對高職(天津、廣東和新疆)，或省屬高校(云南的部分非滇籍隨遷子女考生)，不能填報高水平大學。貴州、福建、上海、四川、寧夏、陜西(高職)、山東和海南則要等到2014年才有條件放開“異地高考”。
他認為總體來看，各地出臺的異地高考方案，所設條件不一、差異較大，部分地區沒有直面本質，甚至敷衍應付。除了實施時間、步驟的不同，各地的異地高考方案中，對某一項條件的具體設定也不一樣，黑龍江、安徽兩省要求具有該省高中學籍且高中階段連續就讀3年以上，河北省則規定，須有河北省兩年以上高中學籍。安徽、福建、浙江、山東、江西五省份未對需“異地高考”的考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提出條件。北京、上海、廣東等11省則不同程度地對考生父母提出了社保要求，其中，天津、上海社保年限尚未明確，其余省份社保年限多為3年。而備受關注和期待的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堅冰地區”，隨遷子女要徹底實現就地高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北京，按照其出臺的異地高考方案，僅僅是對中職和高職考試有明確的異地考試規定，對于高考卻沒有明確說明，這在實際上仍然沒有解決在京務工子女的高考問題。
為此，劉漢元委員認為異地高考問題的解決，事關我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我們必須以此為契機，通過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從全國全局統籌考慮，不僅是解決好異地高考這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藉此全面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活力和競爭力，使我國發展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強國。他建議：
1、加快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
異地高考很大程度上源自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以及由此造成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在各省之間的巨大差異，尤其在高考制度中實行已久的高校分省分配招生名額的做法，更加加劇了不同地區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不均等。因此，首先必須通過健全資助體系來解決貧困學生入學難的問題，并對中西部教育資源缺乏的省份、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采取特殊的政策和財政支持，努力縮小教育資源分配的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其次，逐步取消高校按省分配招生名額的做法，可先從教育部直屬的“985”等高校開始試點，然后逐步推廣。這部分高校作為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其舉辦主體是國家教育部，其經費主要來源于中央財政，按地區分配名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理應改為根據高考報名人數來按同等比例分配招生名額，甚至可在全國范圍統一擇優錄取，從而解決目前高校入學機會分配不均衡的現象。最終以此為契機，加快推進教育資源均衡化，從根本上完善、支撐異地高考政策的落地實施。
2、實行高考全國統一命題、統一考試和統一錄取
我國高考自1985年在上海開始自主命題試點后，2002年北京開始自主命題，2006年增加到16個省市，目前全國高考統一命題體制基本名存實亡。從全國范圍看，各省市自主命題的考試方式并沒有更好的體現教育公平性，不同省市間錄取分數線差距過大，造成了考生之間不平等的受教育權。同時也是造成異地高考成為爭議的原因之一，2002年之前全國實行統一考試，異地高考或者戶籍地高考，都是全國一張試卷，即使回戶籍地參加高考，也就一張往返車票的問題。可自主命題之后，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就讀，接受的是針對本省自主命題考試的教學，一旦要求其返回戶籍地考試，可能面臨完全陌生的高考試題，難以在短期內適應并考出好的成績，其必然渴望在居住地異地高考，由此又讓當地考生覺得擠占了他們的錄取機會。從世界范圍來看，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越來越重視通過統一的考試來選拔人才，以確保效率、公平、公正等價值的實現。這一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為此，異地高考問題的解決，最終需要教育部來統籌，逐步取消各省市單獨命題，改為恢復全國統一命題或者全國統一命題與招生院校自主命題相結合的方式，所有高校面向全國招生，按照分數高低統一劃線錄取。在此情況下，全國所有考生無論什么地方戶籍、什么地方就讀、什么地方考試，都在同一平臺上公平競爭，從而在根源上杜絕分數面前的不平等以及異地高考導致的兩個群體間的沖突。
3、建立全國聯網的電子學籍檔案體系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3%，也就是城鎮居民人口達到近7億，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9.35億人口為農村戶籍，也就意味著超過2億人口長期流動在城市，大量隨遷子女在全國各地分散求學就讀。由于目前各省市中小學生的電子學籍各自為政，彼此并不互通，學生一旦隨父母搬遷至外省上學，不僅當地無法得知該學生的就讀變動情況，遷入地也很難獲得該學生的就讀信息，造成了較大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電子學籍管理體系，對每一個學生的中小學電子學籍檔案進行完整記錄，包括入學、轉學、借讀、休學、升級、畢業、考試、獎懲等基本信息，并進行全國聯網。國家教育部、各省市都能及時查詢和了解每個學生的學習、流動情況，既方便保持隨遷子女從一個城市搬遷至另一個城市后學籍的延續性，也可憑借此全國聯網的電子學籍證明其求學經歷，參加異地高考。
六、大力普及光伏發電 應對全國性PM2.5污染
劉漢元委員談到，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耗急劇上升，其中92%為化石能源，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粉塵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威脅。目前，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已高達2萬億元以上，并且這一數字還在以超過GDP的年度增速逐年升高。70%左右的城市已無法達到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全國性的霧霾天氣頻繁出現，據中國氣象局發布的數據，2011年達到了5-20天，個別地方達20天以上;2012年更是比常年再增加7.2天，中東部地區及東北西北部、西南東南部霧霾日數均在20天以上，局部地區在80天以上。2013年初，在中東部地區進一步出現長時間、大范圍霧霾天氣，波及到了全國17個省(區、市)，灰霾面積達143萬平方公里，受影響人口達6億，并導致我國空氣質量持續下降，全國數十個城市空氣質量長時間處于“嚴重污染”狀態，華北各地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大批工廠放假停工，蜂擁而至的呼吸道患者令各地醫院人滿為患，市民出行、生產、生活遭遇嚴重影響。
他指出，在嚴重霧霾天氣牽動著全國人民心弦的同時，PM2.5作為霧霾天氣迅速成為焦點，資料顯示，PM2.5是指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粒徑小，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且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長、輸送距離遠，因而對人體健康和大氣環境質量的影響很大。一般用每立方米空氣中PM2.5顆粒物的含量(以毫克為單位)來表示，這個值越高，就代表空氣污染越嚴重。為此，媒體列出了“全國十大PM2.5污染城市”，其中一半多集中在今年霧霾天氣最嚴重的京津冀地區。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全國城市空氣質量實時發布平臺顯示，今年1月，北京、河北、山東等多地空氣質量達嚴重污染，PM2.5指數直逼最大值，北京多個地區的PM2.5數值一度達到900，通州更是達到了950，而世界衛生組織認為PM2.5小于10是安全值，超過700可以視為污染重災區。即使按照2012年2月國務院發布的新修訂后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PM2.5年和24小時平均濃度限值分別定為35和75，這些地區也超標十多倍。PM2.5污染問題日益凸顯。
劉漢元委員說，年初的霧霾天氣之后，全國各地紛紛采取措施治理PM2.5環境污染問題，但縱觀相關部門和各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無論是推進提高車用燃油品質，還是完善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都只能治標，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和消除PM2.5污染問題及由此引發的大面積霧霾天氣。從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看，一次能源消耗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僅有8%，而排放最大的煤炭占70%以上;全國發電量的近80%由煤電提供，全球超過一半的煤炭在我國燃燒。產生的大量污染和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極大影響，而且由于中東部城市的能耗占比大，在這種能源結構和集中過度排放的情況下，嚴重霧霾天氣必然還將持續發生。1952年曾造成1.2萬名英國人因空氣污染而死亡的倫敦大霧，其主要原因就是煤炭燃燒后的大量碳排放，雖然英國政府痛定思痛付出了巨大代價和努力，前后也經歷了長達十幾年的時間才基本改善了倫敦的城市環境。因此，未來5-10年，雖然國家采取的對污染企業進行暫時性關停等措施有助于降低PM2.5數值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環境，但這僅是權宜之計，無益于我國生態環境的根本改變。只有加快轉變能源生產和使用方式，徹底改變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大力發展并普及包括太陽能、風能等在內的清潔能源，才能從源頭上有效緩解并根本消除PM2.5的影響和避免霧霾天氣頻現，才有希望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污染和碳排放問題，從而確保我國環境安全，建設美麗中國。
為此，劉漢元常委分析認為，在風能、水能、核能和太陽能等主要的清潔能源里，無論從資源數量還是從中長期的經濟性、環境友好性等諸多方面來看，太陽能光伏發電可以說是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可永續的人類理想能源。不管是用于替代目前火電機組的規模光伏電站，還是適宜千家萬戶自發自用的分布式光伏發電，對于轉變我國能源生產和使用方式，并在水電、風電、核電的有益補充下徹底消除傳統化石能源帶來的PM2.5污染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近年來，國內光伏發電的政策條文日趨完善，發展逐步加速，針對實際運行情況及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他建議：
1、細化上網電價法，放寬規模光伏電站的并網審批
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的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中，并未對收購年限給出具體規定，對于試圖進入光伏發電領域的企業來說，收購年限是其必須考慮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其盈虧的分水嶺，這就決定了諸多企業將因收購年限不明而舉步不前，對國家政策持幣觀望。因此，根據光伏組件使用壽命一般在20-25年的能源生產特點，進一步明確收購年限為至少20年，或用市場化的方式大膽放開，并根據成本的實際變化和電網的承受能力，每兩到三年重新審核發布上網電價的具體標準，新制定的收購標準只管其后建設的項目。同時，國家應放寬對光伏下游發電項目的行政審批，簡化審批流程，并將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資金的審批權限下放至省級財政部門。讓企業有可預期的良好投資前景，以鼓勵更多企業、資本、技術投入到行業之中，由此真正意義上推動規模光伏發電快速提升，實現能源生產方式的大轉變。
2、進一步優化國家相關光伏發電補貼方式
從2009年開始實施的金太陽工程，對光伏發電項目按裝機容量進行補貼，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里促進了國內光伏發電產業技術的進步和規模化發展。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相關的驗收標準和機制不健全，尤其補貼針對事前的規劃裝機容量進行，對后期監管不足，尤其是項目建成的運行情況及后續發電與否缺乏約束，不少項目建成之后根本發不了電，大量補貼資金反而被浪費。更重要的是，由此還造成公眾對光伏發電的諸多誤解，認為即使國家財政投入大量補貼資金，光伏發電也未能發展起來，將原因歸結于這個產業或技術的問題。事實上，我國光伏發電需要的是發電量而非裝機量，從2011年國家出臺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后，應統一實施針對發電量的上網電價法，并基于發電量進行補貼。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制定的上網電價補貼政策，1-1.15元每度的上網電價中高于當地脫硫燃煤機組標桿上網電價的部分，從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中進行補貼。但根據國家能源局統計，2012年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補貼資金缺口已達200億元，其中光伏發電的補貼缺口約為五六十億。而2012年“金太陽”項目的第一期安裝量為1.71GW，每瓦由財政補貼5.5元，總額高達94億元，第二期安裝量為2.83GW，財政補貼總額達156億元，兩者合計250億元，數倍于當年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中光伏發電補貼資金缺口。因此，建議根據政策運行中存在的問題，盡快優化相關補貼方式，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于上網電價的補貼，提升光伏發電效果，好鋼用在刀刃上，真正推動我國光伏產業的快速發展。
3、盡快出臺分布式光伏發電補貼細則
大力發展規模光伏電站的同時，分布式光伏發電以其應用靈活、安裝便利、成本較低的特點，對于優化城鄉用電結構、推動節能減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國外的經驗看，分布式光伏發電在歐美已經相當普遍和成熟，德國、意大利等國的光伏建筑應用占比已達80%以上，美國2010年的光伏建筑應用有67%應用在居民與商業建筑上。就國內而言，分布式光伏發電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2012年11月1日，國家電網公司宣布對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接入并網。為此，考慮分布式光伏發電具有發電自用和發電上網的雙重特點，盡快出臺分布式光伏發電的補貼細則，除了針對上網部分的電量按上網電價實施統一補貼外，還應借鑒德國的發展經驗，對自用部分的電量進行補貼，標準可參照上網電價執行，從而真正促進光伏發電進入千家萬戶，實現能源使用方式的大轉變。